中国太阳能产业因政策驱动盲目扩张，陷入“投资-过剩-去产能”怪圈。2024年，龙头企业裁员31%，行业经历第三轮去产能调整。产能过剩源于非市场信号、全球需求波动、技术迭代引发的价格战、基础设施瓶颈及缺乏市场调节机制。2023年投资近万亿元，产能利用率仅50%，多晶硅价格飙升，行业亏损严重。政府试图通过审批限制和出口引导去产能，但效果有限。
最近有国际媒体报道称，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公司文件显示，去年裁员近三分之一，这个在中国产业政策扶持下快速发展全球领先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业，正在努力应对行业内卷造成的价格下跌和巨额亏损。
裁员说明了包括太阳能和电动汽车在内的表面上看上去成为中国产业骄傲的几个新兴行业，正在经历越陷越深的恶性价格战所带来的痛苦调整，它们正在努力采取一些常规和非常规的措施，去应对产能过剩和需求不温不火的问题。
但全世界每年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数量是全球需求数量的两倍，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制造，这使得太阳能行业的去产能化调整显得尤为痛苦。
根据对公开财报数据中就业数据的审查，隆基绿色能源、天合光能、晶科能源、晶澳太阳能和通威2024年总共裁员约87,000人，平均占其员工总数的31%。
这些裁员应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痛苦过程，其中一些太阳能公司试图避免比例过高的裁员导致投资者抛售，初期采取了削减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非常规裁员措施，收入急剧下降导致他们的工人主动离职。所以，这8.7万人应该是正式裁员和人员流失的混合数据。
裁员在我国具有较为敏感，因为各地都将就业视为社会稳定的关键。除了隆基去年承认的5%的裁员外，上述公司都没有宣布裁员。但他们2024年财报的员工总数与2023年对比，减少了31%。
实际上自2023年底以来，由于光伏行业一直存在产能过剩，疫情之中和疫后需求一直难以恢复，导致销售疲软，利润下降，亏损加剧，发改委等经济主管部门推动了第三轮对光伏产业的去产能调整。
到了2024年，情况实际上变得更糟了。到2025年，从价格、利润角度观察，光伏行业的情况似乎也未能好转。
今年以来，经济主管部门越来越高调地表示打算对光伏行业进行干预以削减产能，导致多晶硅价格在7月份飙升近70%，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的涨幅则较为温和。7月初，工业部在与太阳能行业高管的会议上承诺平息价格战并淘汰过时的产能。
根据光伏行业协会2025年7月份的一份报告，自2024年以来，全国已有40多家太阳能公司退市、破产或被收购。
但一年来40家退市、破产和31%的员工被裁，并非光伏行业第一次发生这样剧烈的调整。这已经是第三次以行业去产能为目标的大规模调整了。
中国太阳能产业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也因产业政策驱动的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多次启动去产能措施。
在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中国通过2009年启动的“金太阳工程”等政策大力补贴太阳能产业，推动光伏制造和装机容量快速增长。
然而，2011-2012年全球光伏市场受欧债危机影响，需求大幅下滑，中国光伏企业面临严重库存积压和价格战。
2013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光伏新上产能”，并通过限制新项目审批、减少补贴，2015年下调光伏电价等措施，推动行业整合。期间，许多中小光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如尚德太阳能破产重组。
2016年，国家能源局进一步调整光伏补贴政策，控制新增装机规模，缓解产能过剩压力。这几年光伏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正式启动，旨在遏制盲目扩张，优化产业结构，消化过剩产能。
在第一轮去产能后期，各地继续大力投资光伏产业，光伏产能几年间又迅速扩张。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并限制新增光伏项目规模，导致行业进入“寒冬”。
这一轮去产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和产业政策相结合，目标是淘汰落后产能，推动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2020年，光伏发电进入“平价上网”阶段，标志着整个行业逐步摆脱补贴依赖。
进入疫情之后，全国各地为了维持一个基础的经济增长率，各地放松了对光伏行业的控制，各地借国家持续的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措施，透过地方投融资平台，直接或入股了一批光伏企业。这段时间也可能与政府将资源从正在下行的房地产行业转移到过去所谓的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新三大”也有关联。总之，这段时间中国太阳能制造商如火如荼地建造了新工厂，仅2023年全国针对光伏行业的投资接近10000亿人民币。
新的投资在带来光伏产能扩张和地方GDP增长的同时，又迅速导致光伏行业的产能过剩、价格下跌和大规模亏损。
2023年起，全球光伏需求增速放缓，叠加中国光伏产能快速扩张，导致供需失衡加剧。Mackenzie在一份光伏行业调研报告中指出，中国光伏组件产能足以满足全球至2032年的需求。
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指出，光伏行业遭遇历史上最强的内卷，供需严重错配，产业步入冰河期。截至目前，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四大环节基本跌破现金成本，全产业链集体承压。光伏产业本轮震荡周期内，整体产能扩大了约3倍，但利润率下降了70%左右。
在SNEC光伏展全球绿色能源领袖对话上，多家企业高管和行业人士呼吁政府适时给予引导，加强宏观调控。
2023年6月20日，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中国光伏行业确实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将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这是第三轮太阳能行业去产能的官方信号。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在文件中表示，将通过提高项目审批门槛、鼓励出口等方式推动去产能，同时引导企业向技术创新和海外市场拓展。
其实，中国太阳能产业陷入“投资发展-产能过剩-去产能”的怪圈，其原因与之前的钢铁行业、铝材行业、后来的芯片产业、新能源电池行业、电动车行业和现在的数据中心行业、人工智能行业一样，既得益于产业政策获得集中的资源投入和巨大的资金支持，也受产业政策指挥棒的扩散效应所伤害，在投资一哄而上，产能远离需求飞速扩大，最终陷入“投资-产能过剩-去产能”的怪圈。
1，产业政策驱动的非市场信号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政策意图失效。国家通过补贴、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政策刺激光伏产业发展，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追逐政绩和短期利益，盲目扩大产能。例如，2009-2013年间，2020年至今，地方政府的“干部评价体系”激励大规模投资，忽视市场需求，导致供过于求。
2，供需失衡与全球市场波动放大了产业政策弊端。中国光伏产业早期依赖出口，尤其欧洲市场。但全球需求存在周期波动，如2011年欧债危机导致库存积压，2022年美国开始针对东南亚的光伏反倾销调查。国内市场虽在2013年后快速增长，但装机增速不到产能扩张速度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260吉瓦，占全球一半以上，但全球需求难以完全消化中国80%以上的制造产能。
3，技术迭代与成本下降加剧内卷。单晶硅电池效率提升等光伏技术进步，使生产成本大幅下降。2010-2020年光伏组件价格下降85%，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企业为抢占市场竞相扩产，低价竞争加剧过剩。例如，2023年光伏组件价格暴跌近50%，许多企业利润骤减，许多企业由盈转亏。
4，基础设施瓶颈与区域失衡。中国光伏项目多集中在西部资源丰富地区，但电网传输能力不足，导致弃光率（光伏发电未被利用的比例）一度高达17%（2016年）。尽管2020年后弃光率有所下降，但东部地区需求与西部产能的地理错配仍限制有效利用。
5，缺乏长效市场调节机制。产业政策偏重供给端刺激，忽视需求培育和市场化调节。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和就业，持续投资新项目，即使利用率低，如2023年光伏产能利用率仅约50%。此外，政策调整滞后于市场变化，如补贴削减过快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此外，也有分析人士表示，许多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因利益不同，可能不愿意严厉打击产能过剩。这些官员在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承担责任，他们不愿意为了实现别人的目标而牺牲本地的经济利益。
天合光能董事长在6月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表示，尽管发改委在2月份呼吁停止扩张，但今年新项目已经开始。
中国有很多行业产能过剩，比如钢铁，比如水泥，产能过剩到一些行业已经在一年半内出现全行业经营亏损。这是非常不寻常和高度不正常的。
即使在中央部门之间，也会存在认知分歧。比如发改委认为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但有部门高调强调，不论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说，中国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电动车产业不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加大了横向、纵向之间的思想分歧，使得一些去产能措施流于形式。
